“我的孩子，我想怎么教就怎么教，不用你们管！”面对上门劝学的工作人员，赵玲玲情绪激动地关上了门。在她的身后，是已经辍学在家数月、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7岁女儿小敏。
保障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是法定义务，岂能成为监护人任意处置的“私事”？近日，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支持起诉的一起变更抚养权案尘埃落定，二审法院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，小敏的监护人变更为父亲王强。在检察机关与多部门的接力护航下，曾被困在“家庭教育”孤岛上的小敏，终于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2024年9月，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小敏仅到校一天，便再未踏进校门。赵玲玲以“学校环境压抑”“孩子身体不适”为由，拒绝送女儿上学，甚至对试图与之沟通的老师避而不见。
依托与普陀区检察院建立的“检校问诊室”机制，学校第一时间将小敏的情况反馈给担任该校法治副校长的检察官。“7岁正是接受义务教育、融入社会的关键期，长期脱离学校环境会对孩子的认知和心智造成不可逆的损害。”获取线索后，检察机关迅速牵头教育、团委等部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，全面开展调查核实。
通过调取入学记录，并与班主任、任课老师深入交谈，工作小组证实小敏在开学首日表现正常，无任何身体不适症状。随后，工作小组多次前往赵玲玲住处尝试家访，但都被拒之门外。通过走访赵玲玲邻居和所在物业公司，工作小组发现赵玲玲经常将小敏单独留在家中，自己外出办事，存在严重的监护失职问题。进一步调查还发现，赵玲玲把孩子留在家里进行所谓“家庭教育”，不过是带孩子去游乐园、展览馆等场所消遣，并未开展系统的知识传授。日常生活中，赵玲玲还有情绪易激动、逻辑混乱、频繁因琐事报警等异常表现。
经检察机关委托专业社工机构进行心理评估，小敏因长期脱离系统教育和正常的社交互动，已出现明显的认知发展滞后和社交能力不足。
结合调查了解的情况，普陀区检察院依托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，联合公安、教育、街道等单位及青少年社工，研究制定了针对性方案，多次上门对赵玲玲进行释法说理与训诫提醒。为纠正赵玲玲的监护失职行为，该院联合相关部门向其送达《督促监护令》与《学习建议书》，并引入专业社工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家庭教育指导。然而，社工在指导中发现，赵玲玲的教育理念存在严重错位，固执地认为“学校教育会压抑孩子的天性”，盲目推崇所谓的“个性化教育”。面对多部门的反复劝导与联合干预，赵玲玲置若罔闻，以“自己的教育方式更合理”为由，拒不履行送女儿入学的法定义务。
王强与赵玲玲已经离异并失去对女儿的抚养权，眼看女儿重返校园遥遥无期，他也深感焦虑与无奈。2025年7月，王强向普陀区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。
“保障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是法定义务，不因父母婚姻变化或个人主观意愿而免除。”检察官审查后认为，赵玲玲的行为已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及身心健康，已不适宜继续直接抚养。而且，王强不仅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强烈的抚养意愿，其诉求也得到了孩子外公、外婆的理解与支持。
考虑到小敏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、长期处于赵玲玲控制之下，王强在收集证据提起诉讼等方面确有困难，2025年7月31日，普陀区检察院决定支持其提起变更抚养权诉讼。办案中，检察官协助王强全面调取了教育部门的强制报告记录、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及社工机构的调查报告，固定了赵玲玲拒不履行监护职责及阻碍探视的关键证据，并为王强协调指派了法援律师。庭审中，检察机关依法出庭发表支持起诉意见，清晰阐明了“最有利于未成年人”的基本原则，强调义务教育是国家的强制性规定，任何监护人都不得以个人意愿侵害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。
最终，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意见，一审判决小敏随父亲共同生活。赵玲玲提出上诉，被法院驳回。
案件尽管已办结，但保护并没有止步。普陀区检察院联合妇联、教育部门、街道未保站及学校，为小敏量身定制综合救助方案：妇联安排专家指导家庭教育，改善亲子沟通；教育部门与学校制定复学与心理调适方案，帮助小敏适应校园；街道未保站组织志愿者提供课后辅导与社区实践，助力她融入社会；检察官定期回访持续跟踪，确保救助见效。
近年来，普陀区检察院依托法治副校长制度深化“检校问诊室”机制，构建起线索发现、行政干预、司法守护的全链条保护闭环，已累计化解涉校纠纷120余件。
（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）
（来源：检察日报·民生周刊 通讯员：陈宇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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